中共七大是一次承前启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时至今日，出席会议的代表大多已经离世，然而透过那些口传身授流传下来的珍贵记忆，人们依然能触摸到历史的痕迹，一个又一个故事在其中蜿蜒展开……

（中央大礼堂坐落于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1945年，党的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

   中共六大是1928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而党的七大却到1945年4月23日才在延安召开，相隔整整17年。相距这样长的时间，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的。七大多次延宕的最大因素是动乱和战争。

   早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曾有过准备召开七大的动议。由于国民党接连对中央苏区发动反革命“围剿”，党要以主要精力集中于战事。加之这期间，顾顺章、向忠发的被捕叛变，中共中央被迫由上海转移至中央苏区。这样，召开七大自然是无力顾及，会议的准备工作也被迫中断。

   1936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随后发生了“西安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立了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会议的召开已指日可待。然而，由于一些情况的相继出现，决议最终没有付诸实施。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关于召开七大的有关事项。当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七大的决议，对七大报告的起草、议事日程、代表分配及产生办法等问题，作了若干规定和明确指示。1939年6月和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但不久国民党接连发动两次反共高潮，召开七大的事又一次被搁置起来。

   1941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当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召开七大。后因张闻天与毛泽东交接党的总书记工作和整风、大生产等运动再次推迟。

   1943年7月17日，中央书记处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在8个月到9个月内召开七大的建议。8月1日又发出了《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后因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已经启动的会议进程再次中断。直到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决定了七大召开的日期和议程。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终于开幕。

   自建房里的党代会

   与中共七大开会的时间数度更改一样，会议地点的确定也是反复了多次。

   据资料介绍，中共中央最初考虑会议的地点是在陕北安塞县举行。1940年5月，主管这一工作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和副秘书长李富春曾亲自去安塞实地考察过。他们认为，那里环境隐蔽且便于防空，是召开大型会议的理想之地。但也有几点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是交通不便；二是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较远；三是那里的生活物资比较缺乏，供应难以跟上。中央领导反复考虑，只好放弃了这一方案。

   安塞计划放弃后，有关部门又把会议地点放在延安枣园。枣园的优势是树木密集、高大，便于隐蔽；离中央领导住处较近，便于汇报与沟通；枣园的物资较安塞充足，便于采购和供应。然而，待一切就绪后，却发现这里的水源严重不足，而且水质也不好，加之代表们的住宿也成问题。这样，枣园也放弃了。

   后来，经多方权衡并报中央书记处拍板同意，最终将七大会址选定在了延安杨家岭。

   中央大礼堂1941年开始修建，1942年完工。整个礼堂建筑朴素大方、壮观美丽，体现了中西合璧的设计风格——外观是仿苏联式，内部是陕北窑洞式的石拱结构，可以容纳上千人。这也是当年延安唯一的有木梁和木柱的大型建筑物。因为前六次党代会都是在别人修建好的房子里召开的，所以，朱德风趣地说，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代表大会。从4月23日到6月11日，七大会期总共50天，在自己建的房子里，中共中央构筑了第一座理论大厦——毛泽东思想。中共七大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

   虽然七大最终顺利召开了，但鲜为人知的是，出席会议的700名代表是历尽艰辛才到达延安的。由于战乱，代表们去延安的路程可谓困难重重，险象环生，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其中有不少人是来自沦陷区，要通过敌人的封锁区，交通不便，有的骑马，更多的是步行；因为路途遥远，环境险恶，有的化装成商人、小贩或乞丐，甚至提前几年出发，靠一双脚板昼夜兼程；有的是由游击队护送来的，有的则是通过伪军的内部关系护送来的；有的是从国外辗转归来的。有的同志在路上遇到敌人袭击时身负重伤，甚至牺牲在途中。对党的忠诚，对延安的向往，使代表们历经艰险汇聚到了宝塔山下。

素材来源：共产党员